据公开信息显示，目前有超过3843万股武汉农商行股权正以“再次拍卖”的形式上线，这意味着这批股权此前已经经历过至少一次流拍，最终未能找到接盘方。
而“再次拍卖”四个字，也透露出武汉城商银行方面或相关股东在处置这部分股权时面临的现实难题——即便降价或重新挂牌，市场反应依旧冷淡。
但这还只是此次拍卖的一部分。除了这3843万股，武汉农商行还有更多股权被拆分成多个小型拍卖标的，起拍数量从最低10万股，到最高250万股不等，所有场次加起来，累计待拍股权总量已突破4000万股。
把大笔股权拆成小份、集中开拍，这种操作在近年来的银行股权司法拍卖中并不罕见。
业内普遍认为，这是为了提升股权的流动性，同时增加成交的可能性。毕竟，像武汉农商行这样体量的股权，对于普通投资者或者中小型投资机构来说，资金门槛过高，很难一口吃下。
通过拆分，可以吸引更多有意向但资金有限的竞买人参与，进而提高拍卖成功的几率。
武汉农商行成立于2009年，是在原武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基础上组建而成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也是武汉市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之一，资产规模已突破4000亿元，在武汉及湖北地区拥有广泛的网点布局与客户基础。
不过，这家银行的股本结构近年来变化不小——最新总股本约59.98亿股，比2023年末的44.64亿股增长了约34%，主要得益于2023年的定向增资扩股(当时募集了不超过7.71亿股)和2024年的经营积累。
翻开股权结构表，武汉农商行的股东名单“国企浓度”很高。前十大股东里，国有资本合计占比接近四成(2023年末数据)，其中单一最大股东是武汉光谷金融控股集团(持股9.98%)，这是一家武汉市属国有独资企业，主攻科技金融和产业基金。
紧随其后的是武汉商贸集团(持股7.56%)、湖北香利资产(持股7.56%)、武汉市电力开发公司(持股7.56%)，全是武汉或湖北本地的国资企业。这些股东大多是地方重点企业，业务覆盖金融、商贸、能源等领域，给银行提供了稳定的股东背景。
不过，这些国资大股东的日子也不全是顺风顺水。比如武汉光谷金控近年受区域科创企业融资需求波动影响，业务增速有所放缓，资金流动性不足；武汉商贸集团主营商贸物流，受消费市场大环境影响，经营压力也不小，2023年6月底资产负债率已上升至70%以上；其他几家国资股东同样面临行业周期挑战，虽然没有公开披露重大亏损，但盈利能力的稳定性值得关注。
相比之下，前十大股东里的民营股东湖北华信恒昌实业曾因债务问题质押过股权，不过目前国有股东的质押情况较少，整体股权稳定性还算可控。
2024财报显示，武汉农商行全年营业收入78.43亿元，同比下降3.78%，这已经是连续第二年下滑；净利润更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只有8.82亿元，同比暴跌36.73%——要知道，这相当于把前两年的利润砍掉了一半。
具体拆开看，传统的利息净收入(主要是存贷利差)是67.73亿元，同比下滑11.13%，说明放贷业务增长乏力；倒是手续费、投资收益这些非利息收入涨了101.89%，达到10.7亿元，可惜占比仍然太低，撑不起整体业绩。
更让人揪心的是赚钱效率。衡量银行资产盈利能力的“总资产收益率(ROA)”只有0.23%，比2023年的0.35%又降了一大截，连监管要求的0.6%都够不着；反映股东回报的“净资产收益率(ROE)”更低，只有3.17%，同比下滑249个基点。
说到分红，武汉农商行过去几年一直有“现金+送股”的传统，但力度越来越小。2014年到2018年，每年基本是“每10股派现1元+送0.25-0.3股”；2020年降成“每10股派现0.8元+送0.2股”；到了2021年和2022年，干脆不发现金了，直接“每10股送1股”，2024-2026年三年间不再进行分红。
从股权拍卖来看，在股权流动性不佳的情况下，投资者普遍会更关心实实在在的现金分红收益，武汉农商行原本净资产收益率就相对较低，最近三年又不再分红，于是直接影响了股权的市场价值。
武汉农商行当前深陷的系统性困局，根源在于其首任行长谌赞雄和前任董事长徐小建相继涉贷违法等问题，二人的作为为武汉农商行在公司治理和风险管控方面制造了隐患。
直到今年4月武汉农商行迎来关键转折——新任董事长周玉萍正式履新，这位“75后”金融老将的上任，不仅标志着武汉金控集团对这家本土银行影响力的实质性强化。
值得一提的是，与周玉萍上任同时发布的武汉农商行2024年报显示，2025年工作计划已与2024年有了较大的不同。
首先，2025年计划开篇就强调了抓住“超常规逆周期调节”、“中部地区崛起”、“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机遇，旨在利用政策东风实现“恢复性增长”，这比2024年“落实监管要求”的表述更为积极和前瞻。
其次2025年工作计划提出了“日进度通报、周投放排名、旬案例分享、月喜报上墙、季现场督导”等非常具体的管理手段，与2024年优化考核机制相比，过程管理和压力传导明显增强。
最重要的是对于风险防控也提出了新的要求。2025年工作计划单独将“统筹发展与安全”作为一大要点，并提出建立风险监测、防范、处置的长效机制以及探索不良贷款快速出清机制，利用“新型银政担工作机制”，旨在通过扩大与政策性担保机构的合作来分担风险、提高敢贷能力。
这直接回应了武汉农商行2024年末不良贷款率升至2.96%、资本充足率接近监管红线的现实压力。
今年6月起，武汉农商行密集挂牌转让旗下8家“长江系”村镇银行股权，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海南屯昌长江村镇银行——8月6日刚完成91%股权收购(持股比例升至91%)，8天后就火速挂牌转让，这种“闪电操作”毫不拖泥带水。
数据显示，这些村镇银行普遍亏损：海南琼中长江村行2024年亏3304万元，白沙、屯昌、五指山三家合计亏近3600万元，已成全行的“出血点”。
周玉萍的选择很直接：甩掉这些低效资产，把有限的资本和管理资源集中到本地核心业务上。
这既符合监管层“化险瘦身”的导向，也能快速改善银行整体财务健康度——少拖后腿，才能轻装上阵。
在2025年度工作会议上，周玉萍提出两大关键词：“深挖效益潜力”“守牢风险底线”。前者要求全员跳出“规模优先”的旧思维，向精细化管理要利润；后者强调“质量攻坚”，直指武汉农商行长期存在的资产质量隐忧——联合资信2023年评级报告曾指出，该行信贷资产质量下行、拨备覆盖率不足、资本补充压力大，信堡评分也提到房地产贷款占比偏高需压降。
周玉萍的应对之策，是与行长刘炜共同推动“效益优先”的考核体系，要求业务发展兼顾“总量与结构、规模与效益、短期与长期”的平衡，避免为冲规模牺牲利润。
摆在周玉萍面前的挑战显而易见：一方面，武汉农商行自身盈利能力持续承压，效益均远低于行业健康水平；另一方面，历史包袱沉重：大额股权多次流拍、部分股东股权质押未解，加大了融资难度，加上村镇银行亏损拖累，都考验着新班子的资源调配能力。